和“两弹一星”一样，发展航母的科技意义不在军事意义之下。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的权利和责任，注定要走向海洋，并且需要拥有航母，从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来考量，现在花费几百亿都是值得的

  7月27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大校在每月例行发布会上首次公开宣布，中国正在改造废旧航空母舰平台“瓦良格”号，并利用其进行科研实验和训练；8月10日清晨，“瓦良格”号在万众期待中悄然出海；8月14日上午，经过4天海上航行的“瓦良格”号结束在中国的“处女”试航，回到大连港口接着来进行改装和测试，准备下一次出海。

  作为一项对经济能力和技术水平均有很高要求的系统工程，航空母舰向来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重要象征。目前，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等世界主要大国均早已拥有航母，即便中国周边的日本、韩国、印度、泰国、澳大利亚，也都拥有航母或“准航母”，缺少航母，已经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世界发展潮流越来越不相符。国防部在正式场合提出改造“瓦良格”号，表明了中国政府开发航母的立场和决心。

  解开这块萦绕中国海军一个世纪的“心结”已经势在必行，在期待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些许问题和思考。为何中国必须拥有航空母舰？新形势下发展航母是否另有深意？中国距离第一艘具备实际战斗力的航母还有多远？本刊就此问题采访了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原航海系主任、著名海洋学者陆儒德先生。

  “中国发展航母不是早了、而是晚了，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作为一名老海军军人，陆儒德先生对“瓦良格”号的试航十分肯定，但他也表示，在与一些海军学者的交流中，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感觉到了一丝沉重，因为“中国仅仅是一艘航母试航，就引起这么强烈的反应，美国的航母在世界各地都有，也没有过多的争议，说明很多人还把中国当做一个海洋弱国看待，认为中国不应该有航母”。陆儒德认为，中国发展航母应该成为一种常态。

  实际上，1912年英国改装的“竞技神”号变成全球上第一艘航空母舰时，闭关锁国多年、甲午战败后又饱受海上之辱的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了海洋的重要性，中国对航母的理解几乎是与航母的诞生同时开始。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就立即提出了“新海军，振中华”的口号。“一战”时，为了考察航母和潜艇等新式武器装备，当时的北洋政府海军部派出两名年轻军官陈绍宽和郑礼庆赴欧洲观战。从1916年12月开始，俩人先后前往英国、法国、意大利考察海军，最后登上英国皇家海军的舰艇亲临战场。

  回国后，陈绍宽担任了国民政府海军署署长，1928年，他在给蒋介石递交的一份呈文中第一次提出了在中国发展航空母舰的计划。陈希望花费2000万元建造一艘航母，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1934年，心急如焚的陈绍宽根据参加欧洲海战的经验，写成了《海战》一文，其中针对航母强调：“现代海军在海战时，欲取攻击手段，必有赖于舰上所载的飞机。”1943年，他又提出中国要造4个编队20艘航母的计划，认为这样才可以保护中国海防，符合中国海洋大国和海洋强国的地位，但这样的构想在战乱频仍的国民政府时期不可能实现。

  建国后，在元老肖劲光、等人的支持下，中国延续了对航母的追求，包括资料的收集、储备和技术的研究始终没中断过，因为“文革”，海军曾被大量削减，但时任海军总司令仍然坚持保留下少量专门人员进行航母研究。周恩来总理在1973年会见外宾时曾感慨：“我们南沙、西沙被南越占领，我搞了一辈子军事、政治，到今天都没有看到中国的航母，咱们不可以让中国的海军再去拼刺刀。看不到航空母舰，我不甘心！”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具备了发展航母的物质条件，海洋的战略地位也逐渐发生了本质改变，“瓦良格”号正是在长时间的铺垫下，于1998年被买入中国，2005年郑重进入大连港停靠并被用于技术探讨研究。“中国早些年连航空兵、舰载机甚至直升飞机都没有，七八十年代后才逐渐有了这些，现在应该说是各方面条件成熟。”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酝酿，陆儒德认为，中国现在开发航母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航母计划，不禁让人联想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两弹一星”计划。当时，中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然坚持研制出了和氢弹，并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现在看来，这项工程不仅使中国成为了“有核”的军事大国，更加奠定了现代国防和现代工业的基础，后来中国工业技术的许多重大突破都和“两弹一星”的研究有直接关系。

  按照联合国海洋公约的规定，海洋是全人类的公共财产，应该由联合国国际海底委员会来组织、勘探、开发以及分享，即使是内陆国家也能分得资源，海洋最先实现了真正的经济全球化。由此看来，公海当中为了争夺资源而进行的大规模航母作战已经不有几率发生。“时代已发生了改变，将来的海洋竞争不是依靠军事，而是对海洋资源的开发能力，航母只是一个表象和一个组成部分，它对海洋科技的投资意义比航母本身大得多。”陆儒德认为，和“两弹一星”一样，发展航母的科技意义不在军事意义之下，中国现在发展航母不单单是造一艘大船，而是整个国家科技力量的综合运用，是整个国防工业体系向海洋发展的一个表现，这也是其他几个国家忌惮中国发展航母的原因之一。

  从对海洋资源开发的意义上说，海南上空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蛟龙”号潜艇等军事技术，和航母计划共同组成了中国的海洋开发战略，具有同等地位，这些项目上的投资开销也不在航母之下。中国自主研发的“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最大作业水深达到3000米、钻井深度达到12000米，这中间还包括水压承受力在内的许多技术，都与能够下潜5000米的“蛟龙”号深海潜艇的研发息息相关，这同样也是航母开发承担的“非军事”责任。

  根据各国的海洋开发能力，目前，联合国授权中国可以在太平洋一块7.5万平方公里和西印度样一块1万平方公里的矿区进行开发，如果顺利，未来可能会得到更多授权。“未来5年、10年、20年，谁对海洋的开发能力强，谁就是海洋强国、谁得到的利益就多、谁对全人类的贡献就大，中国必须走在前面才能跟上潮流。”毫无疑问，航母和深水潜艇这样的项目都是高投入的浩大工程，但是，如果这样的投入能够将海洋中巨大的潜在资源变为现实资源，产出肯定会远高于投入。陆儒德说，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的权利和责任，注定要走向海洋，并且需要拥有航母，从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来考量，现在花费几百亿都是值得的。

  人物周刊：“瓦良格”号是依靠拖船进出港口，中国是否解决了航母的动力问题？

  陆儒德：这里面可能有误解，“瓦良格”号自身是有动力的，实际上大型舰艇进出港口依靠外界动力是正常现象，因为航母本身船体较大，自身动力和惯性也很大，如果靠自身动力进出港口很容易出现碰撞磨损，“瓦良格”号出港之后是完全靠自身动力航行的，全世界的航母都是这样，动力系统也是这次训练的一项重要测试。

  陆儒德：动态降落和静态降落有很大不同，要求非常高，需要大量训练，中国在这方面还有一个漫长的路要走。此外，“瓦良格”号的起飞方式是环绕式，相对弹射式最简单，机型要求也不同，以后可能会装备俄罗斯系列的歼-15战斗机。为了完善技术，可优先考虑引进欧美系列的航母进行研究，但最终还要靠自主研发，这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陆儒德：根据美国的标准，一个航母编队一般最少有两艘核潜艇在前方进行水下侦察，还要有4到6条驱逐舰和几条大型的巡洋舰，除此之外还要有反潜舰，加起来总共有十几条舰艇。应该说，这些配套舰种中国现在已经基本具备，例如驱逐舰，我们对空、对海、对潜的驱逐舰现在都有。

  人物周刊：航母耗资巨大，中国航母的发展规模该怎么样考量，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陆儒德：从吨位上来说，现在的航母吨位慢慢的变大、武器装备越来越复杂，例如美国已经有10万吨级航母，但中国不一定要向这个方向发展，这种大吨位航母各方面的消耗都十分巨大，中国如果以防御为主，六七万吨的中型航母是发展的新趋势，也不能像前苏联那样完全是以防务为主体，没有完整的航母编队攻防网络；从数量上来说，最少应该有3个编队，根据国际管理，一套执行任务、一套训练、一套维护修理，按照中国的海岸线只以上航母应该正常。

  人物周刊：国内有的人觉得航母可以直接解决南海问题，国外则借机鼓吹“”，中国公开发展航母是否会引发四周的国家的军备竞赛？

  陆儒德：中国不发展航母，军备竞赛也潜在存在，日本表面上没有航母，实际上一直在发展准航母，韩国和泰国都有。如果中国航母成型，肯定会开到南海形成威慑，但立即靠武力解决肯定不可能，这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

  国外尤其是日本对中国发展航母很紧张，大连来了很多日本记者，但美国前任国防部长和访问香港的航母编队司令都讲过，中国有航母是能够理解的，是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适应的，美国在将来要学会和中国在海洋当中和平共处。中国应该不断地主动制造舆论，大张旗鼓地发展航母，同时反复强调自己不是以称霸为目的，和美国、日本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也可以多进行一些，羞答答的反而不好，这是一个大国的姿态和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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