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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编辑了四卷《选集》，还不时回顾过去的著述，谈论新近的文章，且多有评点。
1956年3月14日，毛主席会见并宴请越南劳动党长征、印尼艾地。
当长征谈起毛主席的著作时，毛主席表示，他对《实践论》“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
1965年1月9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斯诺说道，不久前他在日内瓦参加了一次“北京问题专家”的学术会议，其中辩论的一个问题是，《矛盾论》是不是对马列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
其实，《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实践论》是讲认识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是从啥地方来的，又向啥地方去。
在毛主席心目中，哲学在一切学问中居于最高地位，其他领域的著述不过是中国革命过程中一些具体经验的总结和具体政策的表达，是根据哲学观点结合实际的运用。
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他让人把这篇文章译成俄文在苏联《真理报》发表，随后又安排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并特意叮嘱，《人民日报》发表后的次日，要配发苏联《线日发表的编辑部评论《论的著作〈实践论〉》一文。
苏联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向自信和挑剔，他们评价的《实践论》，毛主席比较在乎。
1951年他主持编辑《毛选》第一卷时，放弃了与《实践论》同时期写作的《矛盾论》。
对此，毛主席在1951年3月8日给陈伯达、田家英的信中这样提到《矛盾论》：
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
1956年3月14日会见长征和艾地时，长征还问毛主席：“《毛选》第四卷何时可以出版？”
毛主席回答：“因为我怠工，所以拖延了。出版之前想把过去的东西再看一遍，但总懒得看。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
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论联合政府》只是把政纲排列起来，加工不多，不好。”
毛主席这段话当然有明显的谦虚成分，但也反映他对自己著述的评判，有比较严格的标准，既看文章的思想内容，也看文脉、文气、文风。
第一，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都相当重视毛主席的著述，兴起学习热潮，这在党内领导层也是共识。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毛主席不愿去推波助澜，推托以“完全满意的很少”，是在情理之中。
第二，旧著中确实有一些阐述具体问题的著述，时过境迁之后，他不那么特别在意了。
比如，毛主席在1942年印过一本书，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主要谈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党领导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在当时发挥了不小作用。
但编《毛选》时只选录了其中的第一章，而对其他内容，他后来一直不感兴趣，看不进去，也不愿意再印行此书。
第三，毛主席是一位立足现实实践的政治家和永远面向未来的理论家，对旧著有时候显得不那么以为然，实际是渴望根据新的实践写出新的东西，于是常说：
那都是以前的著作了。现在也很想写一些东西，但是老了，精神不够了。有些文章应该再写，把新的东西写进去。
重要文稿公开发表前，毛主席都要反复修改，哪怕是过去已经公开过的，他也决不草率印行。
1950年10月，捷克斯洛伐克编辑了一本毛主席著作集准备出版，当时，毛主席还没有腾出时间修改校订中文版《毛选》，便让外交部告诉捷克方面“暂勿印行”，待“中国正式出版的《毛选》发行以后，再行选印”。
在主持编辑《毛选》的过程中，毛主席不仅亲自选稿和确定篇目，对大部分文章进行精心修改，还具体地做词句数字、标点符号的校订工作，动手为部分文章撰写题解和注释。
有的文章他重新拟定标题，比如，第一卷中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改后的标题，一下子把文章主题拎出来了。
编辑《矛盾论》时，毛主席改了一道不满意，后经再次修改补充，才收入第二卷。
发表旧作，反映出他既希望有“立此存照”的文献价值，又追求适应现实需求的思想价值。
毛主席说过，他的某些代表作的核心观点其实就是在修改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的。
《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个阶段、后二十年是一个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
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谁都不可能无论何时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持续不断的发展变化的。我们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并且要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
说完，毛主席还补充一句，“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大概也是指还没有修改到位的意思。
大体从1959年起，毛主席便生出一个心结，想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进行理论总结。
1959年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他讲的一条理由，就是腾出更多时间去研究理论问题。
事实上，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做理论创新的事情，但他总感到做得不够理想，很想写出《实践论》那样的论著，并且越来越有一种不完全那么自信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他感慨自己，“人老了，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啥东西来”；也埋怨自己，“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理论研究很差”。
我们搞了11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搞社会主义，党的思想准备不够，我们自己也不懂，广大干部自己不懂，怎么能教人家懂。林乎加希望我做报告，像延安整风一样，我说不行，我没有经验。
上面这些想法和心态，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毛主席对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著述的看法，从而使《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一再延宕。
1960年出版《毛选》第四卷时，就同时编了一本《毛选》第五卷的初稿，收入毛主席1949年至1957年的著述。
1964年6月8日，陶铸、李雪峰在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出版《毛选》第五卷，毛主席回答：“那没有东西嘛！”
差不多一年后，毛主席才听取康生、田家英等人汇报编辑进展情况，听后的表态是：“大家既然觉得有用，不妨动手做准备……可以先搞起来，将来再扩充班子”。
几天后，中央发出《关于编辑同志著作的通知》，明确讲要逐步整理1960年初编的《毛选》第五卷，争取尽早印发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征求意见；同时立即着手分批逐篇整理毛主席1958年以来的主要文章、讲话和其他手稿，作为第六卷。
不久，毛主席在中央扩大会议上谈到《毛选》第五卷、六卷的编辑工作，明确讲：“我也没有写什么，不如第四卷。”
1965年1月9日会见斯诺时，斯诺说他相信毛主席著作的影响，将远超于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毛主席的回答出人意料：“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几十年后怎么看……现在我的这么多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