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瞄准近年各大新传学术期刊中出现的“陌生”名词，争取帮大家扫除一切“盲点”，

  本专题旨在帮大家掌握核心课本知识、重要专题等以外的“小众”知识点，故建议我们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主要以理解、熟知为主，无需逐字逐句背诵（学习时间紧张或目标院校不常考课外知识的同学，了解即可），也不必为之前不了解这些知识点而感到焦虑~

  “互动仪式链”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的基础上，于2003年在《互动仪式链》一书中正式提出的。这是用于架通宏观和微观的概念。它指不同的互动仪式在慢慢的接触中得到发展，并以复杂形式结合起来。柯林斯认为人们基于共同的心理和关注产生共同的情感冲动，当人们以同样的符号来表示他们共同的关注和情绪时产生了互动仪式，不同水平的际遇形成了不同的互动仪式，经由时间延伸，并以复杂形式结合起来，便形成了互动仪式链。其延续依赖于彼此间情感能量和报酬的加强。整个社会可以看作是一个长的互动仪式链，宏观的社会结构是通过这种互动仪式链建立起来的。

  根据柯林斯的观点，互动仪式是一组具有因果关联与反馈循环的过程，其发生需要具备以下四个要素：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聚集在同一场所；2.对局外人设定了界限；3.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共同的对象或活动上；4.人们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这一些要素彼此形成反馈作用，并且当它们有效综合，积累到高程度的相互关注与情感共享时，互动参与者就会产生以验：1.群体团结；2.个体的情感能量；3.代表群体的符号或“神圣物”；4.维护群体、尊重群体符号的道德感。如此可见，互动仪式的核心是一个时间推移的过程，在该过程中参与者发展出共同的关注焦点，并彼此相应感受到对方身体的微观节奏与情感，随之，便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互动仪式链模型。

  “内卷”，最早见于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一书，在这本书中，康德以“内卷理论”对人类社会演化中的“锁定状态”进行阐释。随后，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又用“内卷化”来形容某种文化模式在既定形态下的内部自我复制和精细化的现象。格尔茨在借用戈登威泽的概念基础之上，在分析爪哇人的农业生产状态时提出了“农业内卷化”概念，认为“内卷化”是“系统在外部扩张条件受到严格限定的条件下，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的过程”。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引用“农业内卷化”，用来描述由于劳动密集化带来没有发展的增长现象。也就是说，中国人口众多而耕地面积有限的现状，使农业的更新只能在现有框架中进行精细化运作，内部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伴随越来越精细的耕作，由于边际效用递减的客观存在而只会造成成本的增加，并没有带来整体的农业生产上升。这种封闭状态下的锁定模式，只能是内部高投入低效率的运转。

  人们日常讨论中的“内卷”与学术概念“内卷”的用法明显不同，社会大众视阈下的“内卷化”，更多用来指代非良性的内部竞争引发的人们无端的自我焦虑和内耗。社会大众视阈下的“内卷”，最早发端于网络上流传的几张学霸们骑车看书、骑车打电脑、宿舍中满床书的照片，让网友直呼优秀的人都如此努力，也无形地“卷”入其中。

  与“剧场效应”如出一辙，当第一个人为了获得更好的观影体验而站起来时，后面的人也争先恐后地相继站起来，站到凳子上、站到梯子上，其结果是观看之前同样的影剧，其观影效果未必比之前好，甚至比之前要差。每个人都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剧场效应的助推者；每个人都深感疲惫，但是谁也不愿意先坐下来。“内卷化”一词恰恰十分形象地描述了此现状，非良性的内部竞争环境，提高了资源利用的门槛，造成了大量的内耗和劳动浪费。因此，“内卷化”更能引起当代青年的共鸣，“内卷”从学术领域走向社会大众，不单单是在青年学生群体之中，在企业、政府、教育、家庭之中“内卷”之风也弥散开来，并由此引发了关于“竞争”“中等收入陷阱”“学校教育”“焦虑”“消费”“压力”“剥削”“内耗”等词语的讨论。

  “内卷”作为一个舶来品，在不同的学科、专业领域具有不一样的含义。从人类学角度来考察，“内卷”代表着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复杂而精细的再分工并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只是内在重复的一种文化或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停滞现象。与学术意义上的“内卷”不一样，大众传媒语境下的网络热词“内卷化”，不仅是对一种制度和文化的现状描述，也是对个体或者群体在非理性内部竞争之下行为和处境的情感表达，它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焦虑的呈现。

  2016年以来，“假新闻”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去被统称为“假新闻”的信息被进一步细分为“误讯”（misinformation）和“谬讯”（disinformation）。

  “误讯”是指内容错误、但不有着非常明显误导意图的坊间传言。具有以下基本特征：首先，“误讯”所承载的内容本身是不准确的，或至少是不完整的、模糊的。其次，传播“误讯”的主体不具有误导公众的意图。

  “谬讯”一词最早出现于冷战时期，来源于俄语词汇（dezinformacija），当时被用来描述苏联实施的信息控制措施。2016年以来，西方多个国家的选举活动中“黑天鹅”频频出现，这一概念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政党和政治人物如何利用社交平台散布“谬讯”，为其追随者提供情感和信念的满足，从而捞取选票和政治资本。“谬讯”的内容不一定是虚假的和错误的信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谬讯”也可能是准确的、完整的、真实的信息，但它一定是在特定情境下有意散布的具有误导性的信息。与“误讯”相比，“谬讯”带有更为浓厚的政治色彩，往往与选举等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

  社交平台主导的传播生态扩大了“误讯”和“谬讯”的扩散和影响。人们的认知心理机制等内因与“误讯”有关，而政治操控和外交冲突等外因则助推了“谬讯”的产生和传播。

  对于在事实层面存在很明显错误的“误讯”，主要是通过专业机构的事实核查和科学家、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的权威发布来达到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目标。对信息本身包含部分真实或者真伪难辨、同时具有着强烈政治动机的“谬讯”，网络公司选择的是封号、禁言等更为严厉的处置措施。另外，由于外交冲突是“谬讯”产生和扩散的重要原因，所以对“谬讯”的防治离不开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国际组织的有效参与。

  “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载。《春秋》提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孟子》有言：“讳名而不讳姓”。避讳不仅是古人生活的一部分，更是人与人交流过程中重要的符号传播“密码”，甚至内化为社会文化体制延续千年。学界常常将“避讳”作为中国文化现象来研究。

  当我们将“避讳”纳入传播学视角来看待时，其展现出“信息回避”的特征，即一种忽略、拒绝、避免或延迟获取可获得信息的行为，人们可能因为不确定性回避信息以减少认知矛盾和行为冲突，有学者觉得信息回避是有意识采取的避免接触或主动回避信息的行为，也有研究指出信息回避可以是有意识的逃避和拒绝，可以是无意识的疏忽和过滤。

  ps/信息回避与我们常提的选择性接触、信息过滤等概念的关联性较强，但信息回避的概念范畴更广泛。选择性接触可视为信息回避行为的一种类型，而信息过滤是指基于一定的标准排除无用或不相关的信息，只对“高级优先”信息进行接收和处理，是对信息环境的选择性关注行为。信息过滤通常被视为信息回避的一种行为策略。

  当将“避讳”作为一个“传播行为”来看待时，受传双方通过自觉遵循特定社会文化规约，合作制造了一场“‘沉默’传播”。这里的“沉默”有双重涵义：其一，一旦进入此次传播过程中，因避讳对象不能讨论而造成了一个悖论式传播。受传双方一定要通过提前知悉背后社会文化提供的意义场来确定需要回避的内容。彼时彼刻，双方都对特定话题保持“沉默”；其二，对于该次传播来说，似乎没有信息发生流动，整个传播活动就成为了一场“未发生传播的传播”。显然，上述情形并不代表传播行为终止了，反而说明双方遵守了“避讳”的社会意义场约束，以“沉默”的方式实现了意义交流的达成。

  在研究避讳的文献中，不少学者觉得民国以后“讳”文化式微，因而一直将研究重点落在古代社会。这种观点预设了特定社会文化场作为“避讳”的存在前提。实际上，“讳”作为一种特定形态的文化传播符号现象，其折射的“‘沉默’传播”的机制都会存在于各种文化传播之中。中国古代“讳文化”庞大复杂的意义场所依托的社会制度不在了，但“‘沉默’传播”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意义生成机制仍旧能用于考察一般传播行为。在一定情形下，“讳”甚至有可能构成作为被制约方的独特抗争方式。重庆《新华日报》三次著名的“开天窗”事件，正是通过将“沉默”本身以特定的事件化方式彰显，以表达抗争的立场。

  在当前新媒体语境下，“‘沉默’传播”也可呈现为网络符号文本的传播策略。脱离了古代文化语境的“避讳”既可能是规避网络审查的符号传播策略，也可能作为亚文化圈层交流方式而都会存在于网络世界之中。不同的是，古代讳文化是对等级社会权力秩序的服从，而今天的网络“语讳”则遵循当代社会文化或亚文化的传播语义场规制。而且，由于网络交流的快速性需要，发送者所发出的不可信文本具有了更多的便捷性特征。如在特定敏感话题中，无法明言的表意也可能通过“梗”的方式来表达，这正是避讳在新的网络文化中的新形态。这些网络语讳甚至能创造出新的流行文化话题，以此来实现抗争式表意。

  “和平新闻“（Peace Journalism）是一种建构新闻的方式，即以鼓励冲突分析和非暴力反应的方式来进行报道。同时，它也是一种建构新闻的理念，是对传统战争新闻（War Journalis）报道风格的一种应对。

  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任职的挪威学者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是和平新闻概念的提出者，加尔通寄希望于大众，尤其是新闻记者将冲突向积极方向转化，“非暴力必须成为公共话语的一部分”。

  和平新闻旨在关照暴力背后的结构性和文化因素，将这些支撑冲突范围内我们正常的生活的因素作为解释暴力行为和实践的部分之一，它将冲突建构成有着多个角度、追求多种结果的框架，而不是简单地一分为二，非黑即白。因此它的一个明确目标即是促进冲突的和平解决，让受众得以明辨冲突各方声明的立场与实际的目标。也就是说，和平新闻并不拒绝表现战争和冲突，而是创造性地积极促进冲突的非暴力转化。加尔通把和平/冲突 VS 战争/暴力、真相 VS 宣传、民众 VS 精英、解决 VS 胜利作为和平新闻的四大取向来进行研究。

  加氏的四大取向原则为后续的和平新闻研究者提供了按图索骥的价值标准。可是，这也引发了德国和平新闻研究者威廉·肯普夫的质疑，他指出加尔通和平新闻/战争新闻的模式建立的是简单的二元论，并且只描述了两种新闻模式的结果，并没有告知怎么来实现或抵达和平新闻。他提出和平新闻实现的“两步走”战略来解构战争话语，并将暴力导向的战争新闻转化为冲突导向的和平新闻。第一步是“以降级为导向的冲突报道”，即高质量新闻报道，特点是保持中立，与冲突各方保持临界距离。和平话语并不是调和矛盾或抑制冲突的话语，如果战争话语会发出“谁有罪？”“怎么阻止他们？”这样的质问，那会演变为冲突升级的发动机。而和平话语采用对冲突的广角视角，寻求以降级为导向的冲突报道的本质，即这样提问：“问题是什么？”“如何来解决？”。第二步是在停战或和平条约缔结阶段，“以解决为导向的冲突报道”有助于解构战争话语。和平新闻必须比主流社会话语提前一步，才能朝着缓和、解决冲突与和解的方向前进。

  随着和平新闻的研究不断深入，关于和平新闻的诸多问题也在学界发生了激烈的讨论。比如，和平新闻是建构的还是现实的？不同冲突阶段的和平新闻是不是真的存在差异？仅靠和平记者足以改进新闻业传统吗？这样一些问题的讨论都具备极其重大价值。

  媒介正义是指媒介传播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其基本内涵是要在媒介传播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体现公平正义的精神，它包括分配正义、程序正义、信息正义和人际正义四个维度。

  最近有学者对西方媒介伦理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尼克·库尔德利的“媒介正义”观进行了详尽的评析。尼克·库尔德利认为，在媒介伦理的规范建设中，要发展出针对每个人的广域的媒介伦理和针对传播体制的媒介正义伦理两种形式。

  媒介正义是“基于媒介基础结构的符号资源配置是否公正，媒介运行的方式是不是合理”所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介乎个人声音和机构行为之间的机构（含媒介）的公平或不公平”问题。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基于传媒制度的合法性而产生的问题。具体说来，媒介正义的规范含义就是要“建设合法性媒介制度并使之为全社会‘发声’。”

  尼克·库尔德利“媒介正义”观的根基在于他的媒介观。他早在2004年就明白准确地提出一种新的媒介研究范式，即“实践范式”。所谓“实践范式”，就是把媒介理解成为一种实践行为而不是理解成为文本或生产结构，它研究的是与媒介有关的所有开放的实践行为类别以及媒介在组织其他社会实践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20世纪中期“空间转向”铺陈的众多话语中，福柯的“全景敞视”模型与拉图尔的“独景窥视”恰恰标识出两条相异的空间—权力分析路径。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对监狱史进行了研究，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全景敞视主义的权力运行机制。在这种机制下，通过实施“温柔”的暴力而使得肉体被驯顺自觉接受规训，这是区别于至高无上的君权的权力关系作用的结果。

  拉图尔却将福柯的空间—权力模型置于自己理论的对立面。为此，他特意创造了“独景窥视”（Oligopticon）这一术语，来反对当代空间分析中“全景敞视”的霸权性地位：“独景窥视恰恰站在全景敞视的反面……通过独景窥视，只要联结存在，严格的、极端的关于（联结的）整体的观点才是可能的。如果说福柯试图借由全景化凝视展现出权力如何借助空间的生产来实现自身的话，那么拉图尔恰恰是要颠倒这样的分析模型，将“全景”转变为“独景”，将立体化的“敞视”理解为纯粹平面化的“窥视”。换言之，借由独景窥视，拉图尔试图提出一种异于福柯式空间—权力分析的新模型。

  “目击式新闻”是一种新闻记者为“再现”事件发生现场所采用的主动的、积极的写作或报道方式，这种“在场”的特别含义即构建了新闻记者的权威性。

  “目击式新闻”在国外新闻研究中，其相关英文包“eyewitnessing”多译为“目击证据”，“eyewitness”多译为“目击者”。另有Eyewitness News“目击新闻”作为专有名词，指称一种特定的，强调视觉元素和动作视频的电视节目风格，最早出现在1959年美国西屋广播公司的KYW-TV，以市民为主要信源，成为地方电视台本地报道的一种模型随后被推广至全国。这一概念日本共同社也曾在20世纪40年代广泛采用，指区别于倒金字塔消息形式的一种记者深入现场的报道方式，应用于二战时期的报纸报道，以记者观察为主线，记录其所见所闻所感，注重细节描摹和场景刻画，话语风格生动具象。

  “目击式新闻”是一种颇具历史的实践形式，它始终与媒介技术的进步保持共生关系。伴随信息与通讯技术发展，“谁在场”由专业记者的独立作业转变为旁观者与公民的共同参与；“如何在场”经历了从文字记录再现到影像即时呈现；“在什么场”则从对事发现场的重访到社会全员可能提供的“监控”。

  然而，智能媒体、短视频社交平台与移动互联技术的持续不断的发展融合，给新闻生产中的目击实践带来了挑战。借助信息与通讯技术，普通公民掌握了更多参与新闻生产的技能，传统新闻从业者所扮演“目击者”角色的光环正在被消解。移动电子设备也成为记录“在场”（presence）与创建“场景”（scene）的必要手段，为新闻从业者提供重建数字时代专业“权威”的机遇。

  新闻媒体在变革时代中拥有主体地位，新闻业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功能长久以来已成为社会构成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仍具有诠释社会真实的话语权力及责任。一方面新闻现场需要新闻记者，新闻记者本身便承担着公共服务的职能，“记者在场”这一场景也具备着传播真理、打破未知恐惧等“光晕”。另一方面在当下多主体参与新闻生产的新业态之中，新闻质量参差不齐，舆论喧哗、事实与谎言真假难辨，专业新闻主体的审核把关、深度挖掘更显可贵，也愈显关键。“在场”的日常实践契合变迁中的技术属性，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回应了如今媒体融合背景下技术路径如何融入到新闻业意义生产中的问题。在变迁之下，新闻业意义体系应该是多层次的，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到“目击式新闻”实践，激起了我们对“共享”新闻资源、“共产”新闻文本、“共绘”新闻图景的“共同主体”时代的想像。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 CSR）。2006-2008年期间，国内沪深证交所、国资委及环保部先后颁布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有关政策或法规。十多年来，企业社会责任（以下简称CSR）成为备受国内业界和学界关注的话题。CSR日益成为企业营销和利益相关方关系管理的重要手段，慢慢的变多的公司开始关注CSR对企业品牌和声誉的及其重要的作用，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提升品牌吸引力。

  从国内学者近十年相关论文发表情况去看，以CSR为研究对象的国内传播学学者并不多。但是，传播学的研究对于理解CSR的动力机制、实践过程、组织绩效以及社会影响均具备极其重大价值。根据几位欧洲学者的界定，CSR传播是企业在CSR过程中的沟通以及有关该过程的沟通，是企业在这两类沟通中使用符号与语言的过程。在传播学学者看来，CSR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公共传播的过程。对于CSR话语体系中的传播，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

  (1)工具论（Instrumental Views），这一路径的研究通常以企业目标为导向，将CSR理解为公共关系、营销传播，或者是声誉管理。CSR传播旨在影响公众对于CSR的感知和解释。

  (2)规范论（Political-Normative Views），规范论通常是把传播理解为共识导向的对话，旨在创立对CSR的共享理解。

  (3)交往论（Communicative Views），交往论把CSR理解为一个对CSR所涉社会规范和社会期待的动态辩论过程，强调传播不单单是意义的传输，也是一个借助语言等象征符号来生成事实的过程。

  深度媒介化的技术变革，推动了社会边界与权力关系的调整，改变了信息环境并增加了决策不确定性，也重构了社会化媒体环境里身份认同的生成与改变，这均为将新媒体和传播的相关理论概念吸纳进入CSR研究铺垫了基础。（深度媒介化是指社会及公共生活与媒介和技术深层次地融合、交织互嵌的状态和过程，媒介因此成为几乎所有社会过程的塑造力量。）

  传播研究和知识社会学原本同根相系，都是“关于知识的知识”，由于美国传播学的学科化才渐行渐远、形同陌路，但二者近年来在知识的起源、扩散及后果等领域又重新开始融合。在知识社会学中，知识的起源、扩散与后果是三个重要的主题，而这恰好能与传播的生产研究、效果研究建立联系。

  卡尔·曼海姆在20世纪初为知识社会学奠基的同时，也对知识社会学与传播研究的融合进行了有益探索。在本质上，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就是一种知识传播学。其核心问题正是“知识”在社会（人际与群际）与历史进程中的起源、扩散、碰撞和综合过程，他对这一过程的探讨，凸显了“知识”在不同社会和不同群体中的特殊起源及其在沟通或传播过程中的相互碰撞、相互综合和不断的提高。但需要说明的是，他所理解的“知识”极为宽泛，几乎包括了认识、思想、观念、意识、信息等所有内容，而意识形态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知识，甚或是任何知识都有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偏向性。

  将传播研究的核心关注从信息转换到知识，有利于超越变动不居的媒介技术，超越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将传播概念建立在特定媒介上的做法，找到更稳定的一般人类观念作为传播研究的支点，同时实现学者们所呼吁的重建传播研究与人文学科的联系。反过来，将传播研究的观念引入知识的研究，也会为知识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无论是“作为知识的传播”还是“作为传播的知识”，传播研究与知识研究的结合都打开了新的研究空间。

  地方芭蕾由大卫·西蒙提出，即是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形成一系列动作或行为，可以把它看做是一种生活规律，需要一些时间、空间和人物都相吻合。（如早上在家起床后开始刷牙、洗脸，然后吃早饭，出门乘坐特定的交通工具。如果其中地方发生改变，人们会产生一定的心理不适。）

  “地方芭蕾”包括个体的“身体芭蕾”和“时空惯例”两个组成部分：“身体芭蕾是为完成一项特定任务的一系列完整的姿势和动作；时空惯例是一系列习惯性的身体行为，这些行为能占据很久；身体芭蕾和时空惯例在一个物理环境中相互作用产生地方芭蕾。”“地方芭蕾”因其对“持续的、常规的人类活动”的维持，促成了“一种强烈的地方感”，它促使人们“面对面交流”，在社区中建立起邻里熟络的氛围，使“人们彼此了解并能充分互动”。

  “空间芭蕾”理论由“地方芭蕾”理论发展而来，将其视点从“地方”转向更具流动性的“空间”，以此考察移动网络时代身体与空间的关联形式。较之于“地方芭蕾”概念，“空间芭蕾”的含义聚焦于人们在更开放的城市空间乃至全球空间范围内流动性的身体实践。“空间芭蕾”摆脱了封闭的“地方”的约束，也不再将人们的互动诉求局限于社区的狭窄范围。“空间芭蕾”以跨地方的身体实践活动为前提，观察人们如何在开放的流动过程中与陌生的个体、空间进行交流。因此，“空间芭蕾”可用于对当代城市居民非地方性的日常生活经验和身体实践活动的考察。

  录像分析强调“以录像素材作为经验研究的数据”（empirical materials），开展有关社会互动的经验研究。在录像分析学者看来，录制视频的目的是为分析（video analysis），这就是说，视频的获取并非为了“记录”某种特殊文化，也并非意图使用影片展示作者已达成的某种结论。反之，它以录像素材作为起点，收集实时实地发生的社会互动过程，为后期互动研究提供数据（data）。社会学家希思（Christian Heath）等人将这一方法命名为质性研究方法中的录像分析（qualitative video analysis）。

  这一方法论虽源起于社会学，却在西方所有的领域，尤其是在传播学、语言学、人类学这几大学科中，得到普遍应用，也取得了繁硕的成果。这种方法论以“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录制自然发生的（naturally occurring）互动和交流（communication）进行细致分析，录像分析学者以大量的经验研究，为传播学研究社会实践活动增加了一种创新、可操作性的方法论。

  学习完今天的知识后，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最大限度地扫除盲点，自信满满地参加下月底的考试，稳稳上岸。另外，小田心再次提示警醒我们，目前时间已经很紧张啦，扫盲专题中介绍的知识点又较为新颖或“偏门”，因此在补充学习这些拓展知识时不要焦虑地去死记硬背，要通过你自己所报考院校的出题风格进行选择性学习，并把学习重心放在理解上哦~

  今天的“扫盲”行动到此结束，在线征集其他“盲点”，欢迎以写「留言」的方式告诉小田心哦，一起加油！

  [1]刘海龙.作为知识的传播：传播研究的知识之维刍议[J].现代出版,2020(04):23-31.

  [2]王佳鹏.知识的起源、碰撞与综合——曼海姆的知识传播思想及其贡献[J].国际新闻界,2021,43(07):80-98.

  [3]邓理峰,涂胜彬.CSR实践怎么样影响企业品牌及声誉?——近十年来相关研究的评估与展望[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43(05):125-131.

  [4]赵如涵,白顺阶.“在场”的变迁与“场景”的重建：新闻生产与研究中的“目击式新闻”[J].新闻与写作,2021(05):40-45.

  [5]蒋晓丽,郭旭东.媒体朝圣与空间芭蕾:“网红目的地”的文化形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10):12-17.

  [6]史安斌,张金牛.“误讯”与“谬讯”之辨:概念·成因·治理[J].青年记者,2020(28):73-76.

  [7]赵洁.“自我异化”与人的复归：“内卷化”的实质、成因和纾解[J].理论导刊,2021(10):101-105.

  [8]吴迪,严三九.网络亚文化群体的互动仪式链模型探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38(03):17-20.

  [11]胡易容,康亚飞.“‘沉默’传播”：中国古代“讳文化”的普遍符用学阐释[J].国际新闻界,2021,43(09):101-115.

  [14]袁靖华.论媒介正义的概念及其维度——基于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J].国际新闻界,2012,34(04):34-39.

  [17]《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 杨远婴译，第224-235页.

  [18]戴宇辰.从“全景敞视”到“独景窥视”：福柯、拉图尔与社会化媒体时代的空间——权力议题再阐释[J].国际新闻界,2021,43(07):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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